回顧自1994年行政院提出「十二項建設計畫」，以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推動台灣的文化寧靜革命起，至今（2014）年正好二十年。這二十年，社區總體營造這個六個字，對一般老百姓而言，從陌生到耳熟能詳；從政策與學術遙不可及到日常生活的親近平實，台灣歷經了這種回歸土地、人與生活的洗禮，已重新翻轉了文化作為常民生活的範式，呈現了獨特的文化實踐。

翻轉文化政策的源起

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民主已初具成果，各項社會議題在民間積蓄能量逐漸發酵；台灣的第一任民選總統在1996年舉行。作為第一任民選總統的參選人李登輝先生，於1994年底出版了《經營大台灣》一書，強調「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必須從「對鄉土有情、社區有愛」做起。這也是社區營造的起始。為他構築起這個思想脈絡的正是本會的創會成員、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教授。

陳其南教授認為，19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面對的統獨對立嚴重，人們在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糾葛中，有著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如果能提出超越性的選擇：公民國家，強調國家生存植基於「生命共同體」，寄望於民間力量的自主自立，進而能建立「文化的新中原」，此中原已非遙望對岸乃紮根台灣。由社區做起才是台灣邁向公民社會的基礎。

1993年10月20日文建會在國民黨中常會的報告，首度看出了文化政策方向調整的軌跡，此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社區共同體意識」、「生命共同體」等名詞及其對「文化發展與文化建設」的重要性。1994年即由文建會提出成為重點文化政策。當時，文建會副主委的陳其南邀及了幾位學者討論了如何落實民間參與的可能性。參與的學者有陳亮全教授、陳志梧教授及曾旭正教授。這些人的激盪使得「社區總體營造」一詞從此紅遍了二十年。

震災重建落實總體營造

 社區的議題多元且複雜，正好適合以「整體」的概念來涵括；但「總體」是什麼？如何落實？初期的摸索似乎只在「參與式設計」及「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打轉。政府舉辦了多項說明會、研討會和工作坊，吸引了不少社區居民參與。為了讓大家有些具體的想像，所謂的示範社區也在初期被提出，這些社區早在文建會提出社區營造時，就已經投注心力關心地方。新港文教基金會即是一例。

民國七十六年的台灣社會被大家樂賭風所陷，每到開獎日新港小鎮空蕩無一人，「大家樂使社會病了」返鄉開業的陳錦煌醫師（本會第四、五屆理事長）回憶：「當時有個想法，希望透過藝文活動來醫治鄉親的『病』」。雲門舞集返鄉公演後，林懷民捐出十五萬元拋磚引玉地集結了一些關心地方的人，成立了新港文教基金會，以藝術文化來改變社區。新港因著基層的活動力強、共識高，而在民國八十三年被文建會列入「輔導美化地方文化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的示範區，奉天宮前後的兩條主要道路：大興街和中山街，成為造街的對象。執行這項計畫的正是時任淡江大學教授曾旭正。不過，透過造街來引爆居民參與公共事務並非易事，在利益衝突難以達成共識的種種複雜因素下，大興街造街完成，但中山街卻宣告失敗經費悉數歸還文建會。「社區營造的核心是人，人的改變最重要，否則硬體做好了也是沒有用！」陳錦煌當時有這樣的反省，做「人的工作」成了他日後很重要的核心，也使得日後的社區營造有了更大的突破。

1999年九二一地震中台灣重創，重建的工作百廢待舉，也正是社區總體營造最佳的實踐場域。認同社造的學者與工作者以不同的方式投入重建工作，深入偏鄉、拜訪部落、在餘震驚險中、在星夜帳棚內，陪伴居民一起思索重建的未來。2000年台灣歷經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後陳錦煌入閣任政務委員，負責重建區事務，開始了總體營造的政策規畫。

「『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賦予重建委員會統合、要求各部會的總體權力，我當時是帶巡迴小組到各部會，將相關各部會人找來，涉及相關的部門就由該部門來認養執行。這時政府部門才開始有了整體的概念」陳錦煌回憶了當年執行重建任務的情形，在當時巡迴小組規畫了在重建區成立四個社區營造中心，再由文建會執行此政策。這個「社造中心」對當時的文建會主委陳郁秀來說，就是「育成中心」的概念，每個社造中心輔導十五個社區（社造點），這些獲遴選接受輔導的社區選出一名專職的「社造員」，政府編列經費按月支付其薪水。換言之這是個「有給職」。古人有云：「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社造中心負責開設課程來培訓這些社造員，或主動了解社區的需要，把工作坊帶進社區，都是協助社區培養人才的方式。

 重建區的社造點透過重建的實作來播撒由下而上民主參與的種子，因為深刻體認到重建的困境及社造的難處，它是以「社造家族」的模式運作，每個家族有指導老師和專案執行，協助社區推動相關工作，社區與社區間也可藉此彼此相互支持。於是，社區的大樹成為會議室、教室，社區營造的面向擴及了產業、空間、防災、教育、文化、環境等，其廣度早已超過了當年對於空間與文化的專注。

八八風災社造深耕

1.災後灰撲撲的阿里山溪河道，連接內外來吉的道路

九二一地震的社區營造運作模式，後來影響了社區營造政策的調整，台灣各地方縣市社造中心的機制因而普遍。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造成南部與東部重大災情，681人死亡，其中，小林村被土石流覆沒幾近滅村。其災情之重不亞於九二一地震，當時文建會以「莫拉克颱風災後社區組織重建計畫」，沿續震災重建的社造模式，以兩年半的時間長期在28個重建社區培育了45位全職的社區營造員，成為地方重建與文化深耕的重要力量。這個計劃將重建區分成四分區由四個輔導團隊負責，社區營造學會為專案管理中心，負責管控、協調各項事宜，也定期出版電子報作為社區交流的平台。由於計畫跨了三個年度（99-101年），經費資源具延續性，輔導團隊的陪伴也可以深入，使得各社區可以有較長遠的規畫。

 莫拉克風災所涉及的大部份是原住民部落，所面對的問題也相對複雜，社造員在過程中摸索、執行、和反思，為社區的未來尋找出路，例如：社區防災地圖的調查與繪製使社區未來在面對土石流等多變氣候時，能有防災與減災的觀念；輔導社區進行文史與產業調查，使部落能找到重建的方向；這些都展現多元的重建面貌。同時，分區的機制也提供了社區走動、相互學習、彼此扶持與共學的社造資源網絡，從人的角度出發，讓重建不只是點的深化，而能藉此連成線、構成面的廣度。

2.社區舉辦尋根活動，讓孩子回鄉接觸手作工藝

 為紀念八八風災五週年，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出版了《雨後天藍：八八風災社區重建社造員的文化行動》一書，記錄了社區與社造員的重建故事，透過社造員在社區擾動的經驗，來看重建中社區營造的過程與願景。書中故事的描述雖然多於議題的討論，但隱藏在故事中的嚴肅課題，卻是值得深思的。

 社造員看起來是社區中有薪水的專職社區營員人員，這個好處是讓社區中有人可以不必為生計愁煩專心投入紛雜重建的社造計畫，成為社區與外界溝通的窗口；但「有給職」有時也成了阻礙，造成大家誤以為社區營造是社造員的事，社造員工作負荷重、身心俱疲令人不忍。社區人事派系複雜，社造員在其中必須學習如何和不同團體溝通，產生合縱連橫之效，也是一大挑戰。在本書中，看到社造員們如何地一步一腳印取得部落耆老的認同，如何讓年輕人的心聚在一起，為家鄉奉獻，這過程的難度之高絕非寥寥數千字可以道盡。來吉社區的楊貴玲便自我期許：「一個人無法改變社區的對立，選擇自己能力做得到的事，先以孩子的需要出發，相信孩子可以改變周遭的人。」

 社造員的另一項挑戰，是要超越自我的小愛成就社區的大愛。書中大部份的社造員是受災戶，莫拉克風災時家中的毀損嚴重，但面對社區整體的重建，必須先公後私，先顧全社區整體的利益再思考個人的損失。在無憂的平常時日或許容易些，但重建是個資源相互爭奪排擠的過程，仍能先放下自我以家鄉為重，這等精神值得敬佩。

 重建的社區營造固然可以從零開始顧全整體，但風災破壞的不只是實體的房舍與道路，也是人心的挫敗與惶恐。社造員在執行社區重建時，所面對的難度更高，「造人」的過程備極艱辛。正如安朔社區的黃苑容所說：「做社造的人要先把自己營造好，才能營造社區」

 回首來時路，這些社造員說：「我本來要跑走，但因為使命感就又忘了跑走！」（黃雅玲）；「就算這條路是不歸路，可是畢竟我做過、努力過，花了心血，不管走到那力都會覺得為部落堅持過」（彭玉花）。他們有些是為人子人父，有些為人妻人媳，歷經夜半晚歸、親人不解、壓力崩潰….，卻始終相信：重建家園承傳文化是不能等的長遠工程。

社造中的文化動能

 1994年提出社區營造時，有著政策的現實性及學術的理想性，但社區營造的發展能至今日遍地繁花盛開卻非當年可以預見，這乃因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對於土地、對民主的反思，對公民社會的期待與追求所致。兩次巨大的災難給了這個充滿著理想的文化行動理想，更多元深廣的實踐場域，也藉此不斷地豐富了社區營造的內涵。社區營造是台灣社會發展中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寧靜革命，這有賴於每個社區民眾的參與，並在行動中實踐文化意義。美國社會學家史懷德（Ann Swidler）指出，常民的行動背後常具有文化的意義，因為，藉由慣習、技能及生活形態腳本的形塑，提供了居民解決問題的方法與行動策略。社區營造是常民的文化行動與實踐，它優先要解決的是居民的生活問題，藉由居民的共同參與及集體行動，又重新為地方注入了新的文化意義與價值，形成一種循環不息的文化生產螺旋，這也正是台灣草根生命力的基礎與文化動能的養份所在。

3.嬌客藍腹鷴也展現在創作中

然而，社造的核心不是行動完成的「具體成果」，而是透過行動過程中所帶來的人的覺醒、反思與改變，亦即「造人」先於「績效」。展望下一個二十年，社區營造為台灣文化生產所注入的能量，仍繫於這長遠的「造人」工程，此非易路卻是必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