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四年的六星計畫終於將在98年度正式結束，從今日來看待過去四年真的是充滿艱辛但也充滿生機的日子，很多社區在中央資源的挹注下，改變宿命，出現蓬勃的生機，許多的組織團體也得到很好的機會展現理想與實踐社會的改革。然而四年終究過去了，面對政府漸漸回歸常態，過去公私協力的機制仍會存在或終於消失？計畫結束也就曲終人散？或是找到新出路？到底這些過去的努力真的有改變什麼嗎？還是只是一群「空中的夢想家」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安慰？

很多社區朋友，甚或曾經參與計畫的公務機關夥伴其實都有些期待，或是擔心這個計畫會不會最後如同過去很多的計劃般曲終後人就散。但，觀察了四年整體運作後的輔導團隊，其實是抱持者審慎樂觀的態度，甚至還有些樂觀的期待。但是這些卻不會是在既有模式中可以實現的，換言之，在改變態度與價值後「治安社區計畫」將會轉變方式以各種多元的可能持續存在各個社區與行政部門中。這種樂觀其實不只是一種「臆測」，而是建立在科學的分析與務實的政策思維上。以下將與各位分析「治安社區」的下一步。

壹、台灣社區營造的歷程與新挑戰

社區營造的起點是因應社會在工業化百年後，隨之而來的諸多困境，歐美先進國家也曾經為此付出重大代價，但是因為其發展時間長，加上社會有諸如傳統宗教的超我體系得以逐步轉化與吸納。因此幾乎沒有巨大的後遺症。

台灣社會進程較晚，當政治解嚴、民主化後，將持續因為經濟分配問題衍生的社會問題融入到新發生的政治民主化進程中，長期被戒嚴禁錮的「社會力」，面臨這種複雜糾葛的問題幾乎無力回應，於是政府權力緊縮，人民權利意識抬頭，中間一塊無人可負責的空白就出現了。許多因都市化高密度聚居所衍生的公共問題，公部門與人民均無力解決就是最好的例證。這種困境讓社區營造的訴求可以在短短十數年中，的確打動一些社區夥伴的心，在台灣許多地方開始建立一種人民自主的社會改造模式，這些努力就此奠定了初期社區營造的基礎。

到第二階段，當政府機關也逐步看見社區的能力與對社區的信心，在許多需要社區與政府共同參與的公共議題也漸漸建立共識，社區營造開始成為政府施政的重點，隨著政府資源開始引進，參與社區營造的社區數量與議題也更多，最後六星計畫的成形與推動就是明証。

這個歷程可以解釋，社區事務的發展其實是累積而成的，而且這種社會的驅動在政府的鼓勵機制下確實可以快速的實現某一個部份的具體成果，更重要的是讓社區組織開始從傳統以建構良好人際關係為目的思維，吃喝遊樂為工作重點的模式漸漸有機會轉型成為學習型的社區營造。隨著累積的資源日深，社區終將漸漸對公共事務有了發言權，甚至有機會成為在地智慧，讓公部門不但可以倚為肱骨，甚至在某種情況下（例如代表政府參與評鑑或競賽等）可以真正與公部門形成平等的夥伴關係。

然而，這種榮景的背面，仍然隱藏著一些陰暗的擔憂，首先就是社區資源的來源太過單一，在政府部門官僚體系的分工思考下，社區通常就是代表政府施政的「政績」，因此社區容易在公部門的引導下熟悉單一的業務與資源提供方式，久而久之工作就公式化，反而忘記了社區營造的自主性。

其次是公部門的角色與社區事務發生不諧調時的處理模式；公務體系是屬社會的公共資源，其對待所有人民的標準必須一致。社區營造卻是對內的基本事務，部分社區由於相關營造的關係與公部門熟悉，導致在某些需要自我的權力節制上很容易有不慎的行為或期待，不但容易產生令人側目的後果，更進而影響了公部門與社區間的角色與應有分際。這種看似細微的分寸，對治安社區的後續推動卻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基礎，也是走向公民化必經的瓶頸，因此我們期待在政府大力推動社區營造的時代逐漸淡出後，社區及公務部門都可以重新省思自我檢視為下階段找出新價值。

貳、社區營造新動力

面對金融海嘯及石化原料價格飆漲的後工業化時代，「耗能」已成為評估事物價值的重要指標，國家資源的使用在策略上也需要從新思考，社區營造的價值固然無可取代，但是操作的方式與做法仍大有進步之空間。簡言之，有三個在新趨勢下產生的指標，可以讓大家在基層自我檢視：

1. 社區的營造組織將從固態轉型為多核心的變形組織：在政府資源為主的體系下，社區的營造組織必須相對應為可稽核、可檢視之固態組織，在研考之需求下，工作項目也必須明確化，因此全國社區的受補助項目一致，甚至金額一致，呈現出的成果更是一致，在未來限制漸漸消失後，社區自主意識將會是社區能否有遠景的關鍵，而且因應社區的發展所需，多元資源的取得自然會有變形蟲的組織模式，社區特色百花齊放的美景將漸漸呈現最終取代原本一片一致的綠地景致。
2. 以價值為核心的網絡關係將是永續動力：社區營造的歷程常讓社區夥伴自譏為「傻瓜」，固然某種情況反映出社區營造資源不足的現狀，但是若從另外的角度思考；在解決自己社區的問題時還可以得到公部門的資源協助，這是多麼幸福的事呀！這種說法其實要分享一個觀點；究竟社區營造是為誰而做的營造？早年在政府施政壓力下，確實「量」的擴張是重要的指標，一些社區在還未明白為誰而做的營造下就倉皇上路，一路按表操課，也過了好幾年，甚至得獎表揚也都有過，但是核心問題未解，就是無法永續，因此當政府計畫結束了，應該回過頭來，檢視社區真正的需求，周邊的夥伴彼此的價值更要重新確定，因為社區中真正最大的資源正是具有共同努力目標的「核心價值」與居民夥伴間「可信任的網絡關係」。
3. 建立在地觀點與在地智慧的營造策略：治安社區多年營造的過程誠如專業輔導團一再強調的就是希望建立社區與公務部門間「資訊平台」、「知識平台」與「信任平台」，之所以稱為「平台」其實就是體認到社區與公務部門現實中所存在的資源、知識不平等，為求建立彼此間相互學習、平等分工的夥伴關係，因此需要建立可以連接兩者的平台機制，這也正是社會學中所談到的「社會資本」理論。當政府以政策引導治安社區時，社區較易以單向接收的方式與公部門合作，但是某些公部門的思維或作為是有其限制的（期程、預算、績效等行政限制），相較之下有時社區反而不受侷限，因此當政策漸漸淡出後，社區夥伴應該開始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與在地經驗的論述與累積分析，從而將自己社區的環境條件與政府的政策資源做連結，此時與前述既有的三個平台結合，就會知道為何而戰，以及如何去戰！也就是產生在地的價值與工作的意義了。

結語

社區營造就是社會公民化的一環，在過去傳統上政府與人民之間只需透過基層公務機關組織等就可以建立統治及服務的管道，但是到現在當有更多新的工具諸如電子媒體、網路、電子通訊甚至部落客等雙向互動功能後，政府似乎反而更不容易回應人民的聲音與需求，原因就在於社會的多元與歧異讓向來以「一般與無差異政策制定原則」的政府無所適從，「過量資訊症候群」反而讓政府與社會大眾都陷入一種莫名的焦慮，在一片虛無的壓力中大家都在找出路，尋找新的可能。其實從過去十數年來答案與出路早已經在眼前了，紮根於自己土地，有公共公民意識且具行動力的社區營造夥伴正是台灣未來的希望與機會，過去所建立出來的公私協力機制，也會是台灣未來的出路與工作模式，所以治安社區計畫的終結，正是另外一股以社區公民為主體的營造起點。公民共治的時代原來已悄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