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這是一個最美好的時代
卻也是最惡劣的時代
這是個智慧的時代
卻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代
也是懷疑的時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
也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
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
我們的前途充滿一切，卻什麼都沒有
我們一直走向天堂，也一直走向地獄
                      ─── 狄更斯（Charls Dickens） 雙城記前言

這段文字雖然是描述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環境動盪，充滿對未來不可知的一種憧憬與徬徨。但在今日讀來，卻又如此的熟悉。現在的台灣，我們生活週遭不論就業、就學、工作乃至社會價值在未來模糊未明的的陰影中，有些原本應該明確不變的準則卻一再發生變化。而且這些變化往往無規則可循，因此整個社會人心浮動，許多事不再是可以預期，不再是理所當然。在這不確定的時代，人民可以依靠什麼？政府又可以倚靠什麼 ？

壹、 為什麼會改變？－社會環境改變的本質
馬克思的社會演化論闡釋的很清楚，改變是歷史中唯一不變的鐵則，但是身陷改變浪潮中的人卻往往無法理解或明確的看出趨勢，只期待巨變會自行消失，但其實若不嘗試了解情況並且試著解決問題，只將頭埋在沙裡，希望看不見就可以解決困境，這是行不通的。
從人類的文明進程言，十八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是全球性社會經濟政治結構改變的第一波，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透過殖民帝國主義的傳遞，亞、非洲的國家出於自願或非自願都接受了這個以西方為主的價值觀所建構出的體系。其影響至今不衰。
然而過去經驗並無助於我們解決當前面對的困境，因為這一波改變的浪潮與上述工業化卻迥然不同，它的特色有兩點，一、不像工業革命有區域之限；先西歐後中歐接著到美洲、亞非洲。此次這波資訊革命是全球性的，因此台灣或其他各國都無法置身事外；二、沒有時間差（Time Lag）；工業化走了一百多年才普及，資訊化浪潮則是已席捲各國，但所有國家都和我們一樣仍在找出路，所以我們很難完整參考或複製他國經驗。
因此隨著工業化浪潮逐步退去，後工業化連結著資訊時期的到來，已穩定約百年的社會開始動搖。許多動亂失序開始出現，政府忙著解決問題，但是卻往往看不到問題的真相。
 在社會學功能學派大師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的觀點言，一個完整社會中「退化」（degenerate）與「轉化」（mutations）都會被社會強而有力的結構所吸納解決，只有當這個社會已經虛弱甚至不穩定時才會因這些挑戰而不得不改變。這種無法解決外在的挑戰只好自我改變的過程就是舊社會的崩解與新社會的產生。
台灣從1987解嚴以來所面臨的其實不只是解嚴後的種種後遺症（如社會新共識的建立、轉型正義的落實等）或社會規範在草根社會力衝擊下的崩解，其實更大的挑戰與衝擊是在全球化架構下資訊時代的來臨，台灣在國際分工中角色的轉換問題。這些衝擊已改變了台灣！在觀察台灣現階段種種問題若不能從這個角度思考，終將會見樹不見林。

貳、 公民社會的美夢－從被統治到參與管理到自我管理的過程
公民在民主國家中是泛指具有參政權的國民，意即公民不但是一個被統治者（國民），他更是一個可以參與統治的特權國民。然而在台灣的行憲歷史實踐上，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戒嚴令與動員戡亂時期限制下，公民可以參與的公共領域並不大，政府也並不鼓勵這些參與。因此雖然有民主之名，但核心中卻是一種缺乏公共討論、參與機制下的空頭民主。公民也就錯誤的以為除了盡義務外，政府所給的權利就是恩賜。因此民主共和國，卻只見統治與被統治階級，鮮少看見有真正公民的存在。
直到解嚴後，外在桎梏解除，突然間各種社會能量迸發，特別是在經過政治力釋放的民主浪潮洗禮後，人民更勇於表達自己的利益，因此各種社會衝突與矛盾就成為一波以「激進民主」的方式衝擊社會的動力。激進民主本質上是以集體抗爭的激進的方式表達其「反分配」的特色。所動員的能量大，社會印象深刻，相對政府正視度高。但其實與民主常態性的公民參與方式並不同。可惜，初經民主的台灣公民就常以此為典範，而隨著社會多元利益分散，激進民主風氣日衰，似乎台灣的公民運動又回復冷淡。
其實，相較於西方早年發展的公民社會歷史，台灣公民的爆發力並不惶多讓，但欠缺的是從私利走向公益的轉換機制，其中原因當然很多，例如傳統基督教文化重視「社會慈善」的傳統，對應出儒家較重視「我族關係」（wegroup）的思維，與東西方中產階級興起的過程不同等等，都是背景原因。但誠如美國托克維爾（A.Tocqueville）在其著作「美國的民主」所談及，民主國家的公民從歷史中學習到若沒有透過結社或互助則所有爭取來的權利可能都會因為公民個體的脆弱而被削弱。就算可以保住財產，但社會也會從文明淪落到野蠻。因此為要保有文明，公民必須要有結社的存在，托克維爾稱此為「正確理解私利」的不二法門。（李宜培 湯新?譯 1985）
這個觀念，普遍讓西方公民有機會藉由結社的方式醞釀成社會中一種穩定的價值，當各種價值逐一被社會主流接受後，社會的穩定性就越高。公民藉由這種柔性方式不但參與了統治，更規範了社會的進程方向。這正是公民社會的具體體現。相較台灣目前的困境，正是有公民卻不成社會。因此近年來以政府為主力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縱然一直有很多批評與檢討，但其實就文明進程言方向是正確的，因為我們如果再不著力，努力追趕西方可能耗費一百年才逐步建構起來的公民社會，則面對台灣瞬息萬變的環境，多元複雜的社會，高度隱密的人己關係。構成就是一個歷史上最難統治的時代。政府與人民將陷入民主兩難，甚至社會退化走向野蠻。

?、建構以公民網絡為基礎的治安社區操作模式
綜上所言，欲解決台灣當前的困境，建構出以公民自治為基礎的環境已是刻不容緩，然而，現實面卻仍然舉步維艱。因為支持這種公共自治的整體社會資本仍然不足。 
所謂的社會資本係指一種改造過的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能產生公共效益的信任與合作，在這層關係的連帶之下，有助於將個人自利的行為，聯結到社會的共同利益，從而減少個人及集體的風險（顧忠華，2001社會信任、社會資本與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信任」研討會，中研院社會所與政大社會系合辦。）
以現階段各社區為推動治安工作所成立的「守望相助隊」為例，絕大多數從開始成立之時就是因應政府政策而來，很多社區也是在「地方頭人」帶領下，以傳統人際關係所建構出來的。這種組織剛開始效率高，但是由於缺乏改造，所以很快就會陷入困境，最立即的問題就是面臨到「公共性與自主性的挑戰」。在缺乏公共思考下的自私資本主義架構中，如何建立永續？未經轉換的私人信任關係如何面對帶隊頭人的政治恩怨？這種種困境說明了社會資本價值與政策缺乏論述基礎的困境。
因此，回歸原點，整個社區治安政策要再走下去，既然單靠過去以行政力為主體已不可行，但卻又不能立即寄望於社區，那只好認清事實，回到起點，重新檢視社區的基礎能力與價值觀念，藉由從新建構出的知識、網絡與信任打造新的可能。
從去年到今年（95-96年）治安社區專業輔導團共訪視全國各縣市警察局四次以上，各縣市績優社區兩次以上。從中歸納發現凡是具有永續力的社區對相關輔導的警局言都較為輕鬆，甚至有些地區是社區帶著警分局往前衝。這些績優社區營造方式或有不同，特色各異，但其共同特色就是具公共性；不以一人而興，亦不以一人而敗。在嘉義大崙社區、彰化南勢社區都彰顯出這樣的特色，這種社區領導人對權力自律的文化改造了守望相助隊員間的信任關係，外顯出來的就是這種雄厚的社會資本。
反之，以行政力貫徹所強力輔導出來的績優社區，在外觀上、運作上也會有相當規模，但只要一問到未來的遠景或對社區環境的自主評估計畫、策略。幾乎就無言以對或仍全然以警政部門之觀點為觀點。這些差異牽涉到治安社區永續機制的核心，但很可惜在現階段仍無法透過評核制度做出區隔。未來治安社區計畫將可能漸漸落實到各縣市自辦，中央不再訂定計畫指導辦理，這種清楚劃分計畫考核與計畫執行單位是符合政府再造的精神。但在現實面上，過去兩年治安社區推動的工作，各縣市政府是否已經完全掌握這項工作的精神？是否各級政府已準備好，讓公民透過各種公共議題團體的結社參與公共事務？以及是否公民已有了解面對複雜的公共議題，不能再以簡單激情的自我利益訴求，而必須有能力與專業和政府對話？這些都仍是沒有肯定的答案。
因此現階段吾人以為治安社區的基礎，只有將既有之社區守望相助隊當作公民結社之初步，透過專業知識的提供，逐步讓守望相助隊成為兼具自我成長的團體，在社區治安的議題上，藉由自我提升讓社區開始有承擔，透過社區內部的磨合與溝通讓守望相助隊成為社區自我防衛的主體。警政治安、消防公安與社政家庭防暴等就是專業資源單位。如此社區才會建構出其主體意識，公務人員與社區才有機會真正形成夥伴關係。甚至因為角色轉變後公務人員才有機會透過專業贏得人民的尊重。

肆、結語
在全球化日益快速的當今，不管民間或政府部門都在進行一場全球的競爭，台灣過去的經濟成功，一大部分是來自民間社會豐盛的生命力，當環境轉換之際，人民很快會接受改變，甚至運用改變創造機會。但相對政府部門在近十數年中，對外在結構改變之挑戰，回應就並不是那樣順利，始終無法放下已經不